为什么说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为什么说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21-22]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21-22]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21-22]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21-22]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24]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