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治学精神

司马迁的治学精神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