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作业网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从自然环境,经济,思想上看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百度作业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5/07 01:48:34
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从自然环境,经济,思想上看
都有什么差别?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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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代自然环境与文明路径的相关性
我们不相信单纯的地理决定论,但相信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的作用
就越大.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的决定性因素更多地来自自然界,生存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特定人群以及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最初就取决于这些自然生成的差异.随着文明的成长,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战胜自然的经验积累越来越丰富,并逐渐形成为文明社会的观念形态、知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因而人类面临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地理环境较诸社会环境总是先在地存在的.所以,中西文明起源路径的差异性必须先从地理环境及战胜自然的工具差异来分析.
1、 中国：血缘关系突破地域而延伸以及国与家的合一
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是黄、淮、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流域,也就是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的古代中原地区.所谓中原,即一马平川的中央平原,“中国”的得名就与此有关.在整个中国和亚洲大陆得版图中,这块平原处在一种近乎封闭得地理空间中.在这块平原得背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伏牛山和秦岭,以及武当山.在南面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嶷山、天目山、南岭和武夷山脉,绵延直到南海.这些崇山峻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包围环绕着中部的平原.而在东部,这块平原为三个大海——渤海、黄海、东海所环绕.这种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诱发封闭式文明的产生.
在这种封闭性的生存空间,不仅无法借助外部的力量,而且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尽管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在春秋战国之前,生产工具仍沿袭木、石、骨、蚌原料制作.这样,个体只有在利益密切相关的氏族组织中才具有生存能力,同时,黄河、长江等大河大江流域不时带来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洪水灾害.为了引水为利,消除或减少洪水为害,就需要组织人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公共工程,加上在千里平原上由于生存竞争引发的各个部落间的战争,这些都大大地提高了先民们组建血脉相连的大共同体的意识.
在生产工具落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聚族而居的氏族群体是每一个成员的保护伞,而不同氏族之间在争取生存空间中发生的利益冲突,也只能通过氏族之间相互的征服和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史载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落间先后相继的天昏地暗的杀伐,反映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部落间斗争的历史事实.
封闭的环境、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战争的严酷性,使先民们在争夺生存空间中形成这样古朴而又非常合理的构筑早期权力制度的路径：控制和支配生存空间的权力是绝对神圣的,这种绝对神圣的权力只能属于攫取权力者的同宗同族,至多是同一部落内分配；任何流失到宗族之外的权力都会被威胁到本宗族的生存.在同宗同族内部设置权力的转移规则,是让本族利益获得“报酬递增”的最好制度路径.
中国古代的血缘关系正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得以延伸的,无论后来的政府如何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扩大权力的管辖范围,血缘关系始终没有离开过权力系统.中国原始社会最早的权力斗争范围,首先应该是发生在儿子之间,这与当时的婚姻制度是一致的.当时中国家长的婚姻关系,是一夫多妻制.妻子多,儿子自然会多.儿子多,儿子之间必然出现“父死子继”的争夺.这种争夺,不管结果如何,都能确保君权掌握在同一血统的人手里.在在期间也有兄终弟及,但都在一个家族内.西周以后出现“嫡子继承”的制度,嫡长子成为继承的第一个候选对象.随后,权力转让的范围才慢慢扩大,但血缘关系始终是扩大权力路径和范围的轴心.西周已制度化了的分封也离不开同宗同族的同心圆半径.君王把其亲属分封到各地成为当地的军事、行政长官.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内,又任命自己的亲属担任大小不等的官职.这样就形成了从君王到诸侯再到下级官吏都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权力系统.春秋以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商鞅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担任官职主要依靠功绩.但这种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血缘在权力系统的轴心地位,一是没有涉及皇帝制度本身,只在行政官吏队伍中才实行,皇权不仅没有废除世袭,相反地使世袭关系排他性地为皇权所独占；二是即使对行政官吏制度也没有彻底排除血缘的影响,官职世袭仍然存在下来,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重要官职都被几个大家族所控制,清朝时在官职的任命上也是优先考虑八旗子弟的.
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使亲与贵合一、国与家合一.这样一来,不管权力转让的路径如何延伸、范围如何扩大,都能确保权力尤其是金字塔塔尖上的权力始终不至于游离血统之外,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专制集权的传统.
2、 西方：血缘关系由于迁移而割断以及家与国的分离
古代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比中国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一整块大陆,而古代希腊是由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屿、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西部、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和西西里岛构成的.希腊各个地区的生活,与爱琴海密切地关联着.爱琴海上诸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由这些岛屿与隔海相望的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西部同希腊本土联结、联系起来.而达达尼尔海峡把爱琴海与黑海沟通,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则使希腊与埃及取得联系.希腊本土使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北部的奥林帕斯山将希腊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希腊本土境内山脉丘陵纵横交错,把希腊在纵向上分为东部、西部两部分,东部有好多个港湾；横向上则分为南部、北部、中部三部分,除少数盆地外,多为丘陵地区.
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造就了希腊社会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使希腊分隔成众多互不相连,又无统属的部落,每一个部落或者部落的一部分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居住地域.在各自居住地的中央有高地,环高地居住的是分散的村落.由这些小村落逐渐发展演变成城市,高地就成了城市的卫戌城.这种格局和局面,造成了每个城市各自孤立自守和自治管理的居民生活.各个城市之间是没有统属关系的,也基本上没有经济上的联系.自给自足和自治管理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经济政治特征.希腊本土地域的局限,使它在公元前8～前6世纪向海外移民建立新城邦,这些新城邦,也都基本上保持了其母邦的特点.在古希腊历史上,大约有两千多个城邦并立,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局面.希腊城邦各自独立、自治的特征,对于古代希腊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也使希腊人向海外移民成为可能,并造就了希腊社会的对外开放性.从地理位置看,希腊位于欧洲、亚洲、非洲三洲的交会处.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使人们从希腊南部航海到小亚细亚,沿途几乎都能有陆地可以停留作为转运地,而希腊本土东部的大大小小港湾,也十分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由于爱琴海上有海盗频繁出没,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称雄于爱琴海域.海军的建立和民间对外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希腊移民运动,扩大了它与外界的联系和对外贸易的扩展与兴盛.可以说,爱琴海民族使古希腊人带着开放的性格和制度踏入文明的门槛.
此时,铁作为生产工具已经在古希腊普遍使用.希腊人在其文明的曦光初露时,就经过克里特岛文化从赫梯人那里获得了不少铁的知识.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人们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原有的氏族血缘联系容易松动；而且加深了一定地域内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使贫富间的悬殊拉大,使以财产为标准来划分阶层和阶级成为可能.
开放的地理、铁器的使用促使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并在大迁移中形成了既保持城邦独立性又不被地域所封闭的文明路径：（1）跨海大迁移切断了血缘关系的路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陆地迁移所无法祈求的.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使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2）血缘关系被切断后,希腊人原有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不仅决定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因而始终无法向高度集中的集权路线发展,只能演变为分权自治的文明路径.（3）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还发展出了一套以契约为基础的文明.就像汤因比所说的：“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易,正是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的源泉.（4）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跨海大迁移最终导致了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国与家彻底分离,促成西方民主分权的传统.[2]
我们不相信单纯的地理决定论,但相信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的作用
就越大.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的决定性因素更多地来自自然界,生存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的特定人群以及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最初就取决于这些自然生成的差异.随着文明的成长,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战胜自然的经验积累越来越丰富,并逐渐形成为文明社会的观念形态、知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因而人类面临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地理环境较诸社会环境总是先在地存在的.所以,中西文明起源路径的差异性必须先从地理环境及战胜自然的工具差异来分析.
1、 中国：血缘关系突破地域而延伸以及国与家的合一
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是黄、淮、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流域,也就是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的古代中原地区.所谓中原,即一马平川的中央平原,“中国”的得名就与此有关.在整个中国和亚洲大陆得版图中,这块平原处在一种近乎封闭得地理空间中.在这块平原得背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伏牛山和秦岭,以及武当山.在南面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嶷山、天目山、南岭和武夷山脉,绵延直到南海.这些崇山峻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包围环绕着中部的平原.而在东部,这块平原为三个大海——渤海、黄海、东海所环绕.这种封闭状态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诱发封闭式文明的产生.
在这种封闭性的生存空间,不仅无法借助外部的力量,而且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尽管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在春秋战国之前,生产工具仍沿袭木、石、骨、蚌原料制作.这样,个体只有在利益密切相关的氏族组织中才具有生存能力,同时,黄河、长江等大河大江流域不时带来威胁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洪水灾害.为了引水为利,消除或减少洪水为害,就需要组织人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公共工程,加上在千里平原上由于生存竞争引发的各个部落间的战争,这些都大大地提高了先民们组建血脉相连的大共同体的意识.
在生产工具落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聚族而居的氏族群体是每一个成员的保护伞,而不同氏族之间在争取生存空间中发生的利益冲突,也只能通过氏族之间相互的征服和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史载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落间先后相继的天昏地暗的杀伐,反映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部落间斗争的历史事实.
封闭的环境、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战争的严酷性,使先民们在争夺生存空间中形成这样古朴而又非常合理的构筑早期权力制度的路径：控制和支配生存空间的权力是绝对神圣的,这种绝对神圣的权力只能属于攫取权力者的同宗同族,至多是同一部落内分配；任何流失到宗族之外的权力都会被威胁到本宗族的生存.在同宗同族内部设置权力的转移规则,是让本族利益获得“报酬递增”的最好制度路径.
中国古代的血缘关系正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得以延伸的,无论后来的政府如何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扩大权力的管辖范围,血缘关系始终没有离开过权力系统.中国原始社会最早的权力斗争范围,首先应该是发生在儿子之间,这与当时的婚姻制度是一致的.当时中国家长的婚姻关系,是一夫多妻制.妻子多,儿子自然会多.儿子多,儿子之间必然出现“父死子继”的争夺.这种争夺,不管结果如何,都能确保君权掌握在同一血统的人手里.在在期间也有兄终弟及,但都在一个家族内.西周以后出现“嫡子继承”的制度,嫡长子成为继承的第一个候选对象.随后,权力转让的范围才慢慢扩大,但血缘关系始终是扩大权力路径和范围的轴心.西周已制度化了的分封也离不开同宗同族的同心圆半径.君王把其亲属分封到各地成为当地的军事、行政长官.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内,又任命自己的亲属担任大小不等的官职.这样就形成了从君王到诸侯再到下级官吏都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权力系统.春秋以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商鞅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担任官职主要依靠功绩.但这种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血缘在权力系统的轴心地位,一是没有涉及皇帝制度本身,只在行政官吏队伍中才实行,皇权不仅没有废除世袭,相反地使世袭关系排他性地为皇权所独占；二是即使对行政官吏制度也没有彻底排除血缘的影响,官职世袭仍然存在下来,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重要官职都被几个大家族所控制,清朝时在官职的任命上也是优先考虑八旗子弟的.
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使亲与贵合一、国与家合一.这样一来,不管权力转让的路径如何延伸、范围如何扩大,都能确保权力尤其是金字塔塔尖上的权力始终不至于游离血统之外,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专制集权的传统.
2、 西方：血缘关系由于迁移而割断以及家与国的分离
古代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比中国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一整块大陆,而古代希腊是由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屿、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西部、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和西西里岛构成的.希腊各个地区的生活,与爱琴海密切地关联着.爱琴海上诸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由这些岛屿与隔海相望的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西部同希腊本土联结、联系起来.而达达尼尔海峡把爱琴海与黑海沟通,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则使希腊与埃及取得联系.希腊本土使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北部的奥林帕斯山将希腊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希腊本土境内山脉丘陵纵横交错,把希腊在纵向上分为东部、西部两部分,东部有好多个港湾；横向上则分为南部、北部、中部三部分,除少数盆地外,多为丘陵地区.
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造就了希腊社会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使希腊分隔成众多互不相连,又无统属的部落,每一个部落或者部落的一部分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居住地域.在各自居住地的中央有高地,环高地居住的是分散的村落.由这些小村落逐渐发展演变成城市,高地就成了城市的卫戌城.这种格局和局面,造成了每个城市各自孤立自守和自治管理的居民生活.各个城市之间是没有统属关系的,也基本上没有经济上的联系.自给自足和自治管理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经济政治特征.希腊本土地域的局限,使它在公元前8～前6世纪向海外移民建立新城邦,这些新城邦,也都基本上保持了其母邦的特点.在古希腊历史上,大约有两千多个城邦并立,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局面.希腊城邦各自独立、自治的特征,对于古代希腊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也使希腊人向海外移民成为可能,并造就了希腊社会的对外开放性.从地理位置看,希腊位于欧洲、亚洲、非洲三洲的交会处.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使人们从希腊南部航海到小亚细亚,沿途几乎都能有陆地可以停留作为转运地,而希腊本土东部的大大小小港湾,也十分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由于爱琴海上有海盗频繁出没,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称雄于爱琴海域.海军的建立和民间对外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希腊移民运动,扩大了它与外界的联系和对外贸易的扩展与兴盛.可以说,爱琴海民族使古希腊人带着开放的性格和制度踏入文明的门槛.
此时,铁作为生产工具已经在古希腊普遍使用.希腊人在其文明的曦光初露时,就经过克里特岛文化从赫梯人那里获得了不少铁的知识.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人们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原有的氏族血缘联系容易松动；而且加深了一定地域内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使贫富间的悬殊拉大,使以财产为标准来划分阶层和阶级成为可能.
开放的地理、铁器的使用促使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并在大迁移中形成了既保持城邦独立性又不被地域所封闭的文明路径：（1）跨海大迁移切断了血缘关系的路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陆地迁移所无法祈求的.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使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2）血缘关系被切断后,希腊人原有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不仅决定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因而始终无法向高度集中的集权路线发展,只能演变为分权自治的文明路径.（3）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还发展出了一套以契约为基础的文明.就像汤因比所说的：“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易,正是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的源泉.（4）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跨海大迁移最终导致了没有分化的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国与家彻底分离,促成西方民主分权的传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