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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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坦福（Michael Stanford）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求学期间,曾获历史与哲学双学位,长期执教于西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担任该校资深历史讲师多年,直至1983年退休.他退休以来,并未松懈,致力于史学著述,迄今先后出有三本书,《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1986,Blackwell)、《历史研究导论》（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994,Blackwell)、《历史哲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999,Blackwell）.其中导论一书,亦即本书,自出版以来颇受欢迎,又陆续印刷了四次（分别于1995,1996,1997,1999）. 斯氏在本书前更说：“谨以本书献给众孙儿——附上挚爱.”足以显示本书主旨,乃是一退休老教师,将毕生所学及领悟化为著作,以造福后生.而其对象就是大学中有志研习历史的青年学子. 斯氏自称本书当置于史学书目之下,并以常见语词说明史学的意义与范畴.他认为史学就是历史著述之学,并细分为三方面,一是描绘性的（descriptive）,讨论历史学家标准方法与标准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单纯的史学方法学；二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属于史学史范畴；三是分析性或批判性（analytical or critical）史学,讨论撰史时衍生之哲学问题或观念问题,也就是分析性或批判性历史哲学,本书正属此方面之著述. 分析性或批判性历史哲学不同于传统思辨性(speculative）历史哲学.后者多为讨论历史本质与目的之作,也是注重本体论与目的论方面的探索.至于前者,乃是将历史视为一种知识,就其作为知识之地位,考察其所衍生之哲学问题,主要属于认识论方面之探讨,乃是20世纪以来始渐流行的史学分支. 历史在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并非新颖,而是一古老论题,几乎可说自有历史著作之初,有关争论就不曾中断,只是时起时伏.然而自后现代主义意识兴起以来,这方面的争议又成为显学,仅需观察出版状况,即可知情.笔者无意将斯氏定位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家,仅借王晴佳、古伟瀛二人合著之《后现代与历史学》（巨流,2000）一书参考阅读书目中一段话,说明本书的性质：“……有一本虽然很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但却绝口不提后现代主义及其专有名词,只是将其所重视的议题加以分析讨论……”（伊格尔斯[Iggers]访台餐会间,古兄坦认此段评语为古兄所加,古兄之评语极是.）任何思潮皆非争对错、争权力或发言地位之工具,而应该是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反省以求更好的利器.斯氏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论调,其用心或许是使读者免于门户之见,直接就事论事.记得后现代一词初流行之际,介绍这一新思潮之书颇多,笔者曾购得一本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巨著,但因其中满纸术语,乃使笔者这等初学者无法理解书中深义.因此,更加感觉斯氏著述能予以初学者之助益. 本书另一特色,就是作者经常以提问方式进行,往往在提出一种立论之后,立即加以反问,并且不提出答案,而要读者自行思索.反复深入诘问,是学问进步的重要方法之一.关于这种方式,古人已经行之有素.唯于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在此方面给予学生的训练不足.常听说本地学生很少提问题,也曾亲身经历,或许不知如何提问题也是关键之一.读本书,对斯氏反复诘问方式多加留心,相信在思维上必有收获. 不论治史者是否以时代关怀为己任,是否重视历史之用途,世人运用历史经验以寻求对现世的了解和作为行动的依据,乃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历史学家闭口不谈历史用途,问题依然存在.斯坦福对历史的用途与误用,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并针对历史教育不足之下,政治人物凭一己私欲,借所谓的历史来蛊惑世人,尤感痛心.说明历史知识之性质与限制,就是上述乱象的解药,而本书内容正符合上述需求.重视历史的用途乃是本书特色之三. 由于本书属介绍性质,故不拟在导读中多做赘述,仅借导读最后部分,为译文稍做说明. 初读本书时对斯坦福将历史分为甲类、乙类,而不直接用历史事件与历史著述或记载,颇感不习惯.等到译书过半,始觉历史（甲）、历史（乙）之分,就本书内容而言,亦颇称合宜,历史（甲）乃是广义的历史事件,历史（乙）乃是广义的历史著述与记载.单以历史事件及历史著述或记载,对理解本书内涵,恐或有所缺失,不如以历史（甲）、历史（乙）的朦胧概念来得适当,故保留斯氏原有历史（甲）、历史（乙）之分. 原书有注释,多是出处或详见某书,故几乎不加译文,仅有数条属阐释性质,始予以翻译,但原文注释依然保留.每章结尾,都有推荐著作,备有作者及出版年代,必须配合原书所附参考书目,方见分晓. 或许有读者有意将译文与原文对照阅读,笔者十分鼓励.倘若因此发现译文疏漏不妥或错误,并予笔者以指正,笔者在此先献上由衷感激. 笔者接受及从事历史教育多年,每每感觉本国学子,思维方法及语言皆训练不足,以笔者而言,译书时常面临的困扰就是找不到合适中文词语以表达原文精义.自国小毕业以来,就属译书时间查中文字典次数最多,每有所得,即窃喜不已,可是往往一读古人作品,发现更好的语汇,早已存在多时,又顿时为之气结,次数不知几许.故深觉欲从事文史乃至文化事业者,在自身语言传统上,训练尤待加强,愿就此与有心者共勉之. 刘世安 2001年7月于台北寓所